群众会上，20岁女生杨万容坐在台上，一边坐着村支书，另一边是村委会主任。台下是六七十名村民，绝大多数都是40岁以上的男性。会场烟味弥漫，时不时响起高分贝的手机彩铃声。
杨万容是整个会场里年龄最小的。自从今年1月回村里正式工作，她已经把负责的105户村民的住宅位置、家庭收入、疫苗接种情况等信息印入脑海。在村民眼里，这个小时候腼腆的女孩已经成了值得信赖的“村官”。
在贵州仁怀，25名像杨万容一样、年龄在18-20岁之间的中职学生回到自己生活的村子，成为挂职“村官”。其中7名已经成为今年村“两委”换届后备人选。
仁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儒亮告诉记者，前两年村里补员的学历要求是全日制本科以上，但招进来的本科生往往一个多月、最长半年就会离开，2020年村里补员开始对中职生开放。他看好这些中职生，“大多数能够留下来”。
新官上任
“不怕能力差，关键是要能吃苦，有笃定的心。”在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副校长许宗友看来，乡镇的书记来班里挑人时，最看重的是学生的耐心、毅力和返乡意愿。
2020年，该校从校内遴选197名学员参加“乡村振兴骨干后备力量培训班”（以下简称“乡村振兴班”）。结课后，通过市委组织部面试的、在实习3个月内通过鉴定的学生就能成为正式工作人员。
除了乡村振兴相关理论知识过关外，父母在村里口碑好的、能说会道的、回乡意愿强烈的中职生更得市委组织部青睐。
刚到村里工作时，杨万容发现年纪较大的村干部都凑在一个大的电暖桌前，边烤火边聊工作。一开始，她听不懂他们说的那些政策名词，也没人叫她过去，只能一个人守着小取暖器。后来，她以请教问题为由主动去“破冰”，积极跟着去做群众工作，村干部逐渐接纳了这个热情的女孩。
然而，真正棘手的是如何跟村民打交道。19岁的袁敏回村工作3个多月，由于没有处理好之前遗留下的土地纠纷，有人在100多人的村民群里辱骂她、打电话骚扰她。村支书建议她换一个小组，她却坚持一定要继续负责这个组，“像缩头乌龟一样，别人怎么看我？以后还怎么开展工作？”
许宗友认为，中职校毕业的孩子性格好、能吃苦、懂变通，因为年龄小也更有闯劲儿。村支书和这批中职“村官”接触后发现，这些年轻人举一反三的能力很强，“愿意学也学得快”。
在和村民沟通时，有的老人在办理电子医保卡时不信任他们，有的老人听了下句忘了上句，光讲一条政策就要花上半小时，他们就耐心地一点一点磨。
渐渐地，村民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。这些年轻“村官”去村民家里走访时，有人出门买羊肉，有的端上白酒请他们喝。杨万容为了到村民家更方便，买了电动车，但刚开始时摔了好几次。现在只要看到她骑车，村民都会提醒她注意安全。
新的方向
在进入乡村振兴班前，这些中职生大部分对未来没有清晰规划，很多人曾“一只脚踏进社会”。穆加敏是乡村振兴班的学员之一。初中毕业后，曾在上海的超市、餐馆做过临时工，城市的快节奏让她喘不过气。抱着“多一条出路也没坏处”的想法报名参加培训后，穆加敏回乡的念头越来越强。
乡村振兴班通过聘请党组织书记、农业专家、致富能手等人组成师资库，采取集中授课、现场教学、交流研讨的方式，实行“每周一课”，重点学习政治理论、产业发展、乡村治理等实用课程，保证每学期集中培训时间在240个学时以上。
有堂课令穆加敏印象很深，授课人是仁怀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王洒，他曾在贫困村当了4年第一书记。王洒在课堂上展示了两张照片，第一张照片是过去的村子，一副破败凋零的景象；第二张照片中村里种满鲜花、道路屋舍干净整洁，“超级让人向往”。
穆加敏想到，自己的村子就是第一张照片里的模样，路灯还没安，也没有能够增收的集体经济。她想用自己的努力把家乡改造成第二张照片的样子。
在进入中职学校之前，彭炫干过销售、当过服务员，只想着“过一天算一天”。直到一次应聘卖酒的岗位，发现需要高中文凭，他才决定去中职读书。
学习计算机专业后，彭炫原本只想着毕业后开个打印店，有些固定收入。但听说入选乡村振兴班、通过选拔考试后能参与整个村的管理，彭炫心动了。他喜欢看周星驰的电影，看一个小人物如何不顾他人的目光，朝着自己的梦想一路狂奔。
现在，他坐在村委会大厅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大字下面，觉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。
许宗友曾说，“办好一所职校，就是少修一座监狱”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中，有300多个来自单亲家庭，500多个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，有些孩子有自卑心理。开设乡村振兴班后，学校把学员的照片贴在上大课、举办活动的报告厅里，每个人照片下面写着自我鼓励的话，“让他们树立自信”。
可持续发展
来村里工作快1年了，杨万容偶尔也会觉得孤独。有时和朋友聚会，听着陌生的八卦和网上新“梗”，她总感觉自己和世界“落下了一截”。原本喜欢看电影、逛街的她，在村里习惯了空闲时跟着老人上山挖红薯，或者在碧绿的桐梓河边走一走。
彭炫也总被朋友戏称“老了”。原来在学校会通宵打游戏的他戒掉了游戏，无聊时就喝喝茶。有时他会在村委会门口的篮球架前打篮球，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一个人，只有暑假时才有初中生陪他一起打。
王洒认为，驻村干部一定要耐得住孤独。“你哪怕是研究生、博士生，过不了孤独关，就干不了事。”村里的老干部见过不少大学生，经常是人刚教会就走了，“环境太闭塞”往往是离开的原因之一。
王洒坦言，每个人刚到村里，都会有几个月的迷茫期。“我干这些事有没有意义？对自己的人生有没有帮助？我又不是镇长、又不是县长，到底有没有能力把这事干好？很多疑问都会一股脑儿涌上来。”他每次上完课，学生们都会围上来问相似的问题。
他给出的解决方法就是“保持一直做事情”，不管是多小的事，都要好好完成。课上交流时，每个学生心里都有最想做的事，有的想在村里的小路上设几盏路灯，有的想增加几辆进出村的班车。王洒希望他们能保持这种改变家乡的信念，但也不要把目标定得太高，“不是轰轰烈烈才叫成功，帮老百姓打瓶酱油就是成功”。
对于已入职的中职“村官”来说，赢得村民的尊重就是最大的成功。“他们不会因为你是村干部而尊敬你，只有你走到他们中间，把他们当朋友，解决他们的问题，才能得到尊重。”他说，当把村民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，哪怕只是出一份证明，都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。
现在，这些年轻的“村官”正在一点点描绘学业和工作的新蓝图。在学业上，目前在岗的25名中职“村官”都在修读函授大专，打算读完后继续升本科，为之后的公务员考试做准备。
赵儒亮知道，想让这些孩子成长为能挑大梁的村干部，是个长期过程，“至少要三到五年”，随着能力提升，他们也会有机会到更好的平台。但他相信，这段在乡村历练与实践的经历，无论对他们个人还是对村子，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焦晶娴
